我的老家隐默在四川的丘陵里，她有个响亮的名字“柏杨村”，和著名作家柏杨同名。

我还小的时候记忆里最欢喜的就是过年。九十年代初，“过年”是个奢侈的事情，更是一个令人满怀期待的事情。孩童在“过年”的时候，可以收获礼物和压岁钱，可以玩鞭炮，可以自由自在地看电视节目；老年人可以见到自己外出务工归家的子女、享受全年团聚的幸福。柏杨村隶属折弓乡。每年的大年三十，折弓乡的集市都会很热闹，包里有钱的成年人、喜欢玩具的孩童，都会在这一天去“赶场”，既买“过年”生活用品，也买新衣服和礼物。所以，在折弓乡，人们把大年三十“赶场”又叫作“赶娃儿场”，是孩童的“专场”，且只有半天。当天上午临近11点，商家们都会早早地收拾妥当，回家与亲人团聚，一起准备“年夜饭”。

那个时候，大年三十的下午，我和伙伴们还会去“赶跳蚤”。赶跳蚤是柏杨村过年的习俗。记得有一年，我和两个朋友采摘了一捆“跳蚤树”的树叶，抱到另一个朋友的家门口烧起来，边烧边唱：“跳蚤公，跳蚤母，跳蚤快往别家走，酒也有，肉也有，把你胀的爬起走。”树叶燃烧，噼里啪啦的，很像挤死跳蚤的声音。赶跳蚤本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，我们在朋友家的家门口烧火。这可惹恼了那个朋友的爷爷。他的爷爷扬言要报警，并把所谓的“纵火现场”保护起来，说是要等待警察的勘察。村里老人还去劝过几次。后来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终究是不了了之、没有人追究了，“纵火现场”的白色石灰线也逐渐模糊。

上高中后，我对老家的“过年”渐渐地失去了兴趣。我不知道究竟是家乡的“过年”气氛变了，还是自己的心境变了，亦或是好朋友外出务工后留下的伤感。从小到大的几个朋友，突然辍学、南下务工，一个个未经世事的人终究抵不过现实的磋磨，时间在指间悄悄流逝过去的欢愉，空荡荡的小村子把“年”隐藏。

有一年，三个好朋友务工归来，在家过年。临近大年初一，寂寥的柏杨村在凌厉的寒风中迎来了一场小雪。下雪，在北方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，但在西南，下雪却是难得一见的，就算下了雪，也显得有点小家子气，羞羞答答的。雪花很小，似柳絮，像鹅毛，密密麻麻的，随风起舞，就在空中飘，有些落到地上，即刻就化了，融入泥土里面，有些落在树叶上，为树木洗去一年的风尘。这时候的早晨，白霜会爬满屋檐，白色的冰晶一般，压住屋檐，爬满庄稼和野草，像白糖一样，撒满厚厚的一层。门前的小河细水流淌，没有了夏天奔腾不息的气势，水面升起一团团白气。农田里，已经被收割的稻苗，只剩下短短的一截躯干和埋在水田里的根茎，浅浅的水下，薄冰一片。如果你伸出手去触摸这水与冰，凉意将穿透大脑，直抵内心。

到大年初一的时候，天气较前几天暖和了不少，地面上的灰尘又干燥了。屋外的鞭炮声没有叫醒沉思的我，倒是被爷爷扰了清梦。起床、洗漱，安安静静。灶头里，火苗撩拨木材，发出噼啪的声响。我简单吃过汤圆、鸡蛋，早早地出门散步了。村子里有些冷清。和前两年一样，今年的“年”没有过去的“热闹”。百无聊赖，我们四个大男生沿着柏油马路，漫无目的地散步。路上会遇到许多村里和邻村的人，寒暄是必备的事儿。大家都在逛路。在我的老家，大年初一必须起得早，必须精精神神、高高兴兴地三五成群逛路、“吹牛”。逛了许久路之后，我们几人又不打麻将，实在无聊得很。最后，一致决定去登高望远。我们向邻村最高的“天子山”发起了冲锋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在汗流浃背中登上了山顶。山顶的中央没有树木，但干黄的野草较多。从天空的视角看，山顶像极了中年男人秃顶的脑袋，“地中海”式发型。透过山顶稀疏的树木、光秃的枝干，我们极目远眺，群山俯首、脚踏河流，顿时豪情满怀、英雄气长。如此情景，怎能不有所大动作？于是，一位年龄较大的“杨”姓大哥带头，我们在冷风中抽烟，谈论一年来的新鲜趣事，谈论儿时玩伴的近况。此时此景，我的耳边似乎有诗句在环绕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一根烟燃尽，随手就被扔向了山顶中央。正待下山，身后火苗骤起，我们见火苗势小，几番眼神交流，心领神会，随后面向火苗，开始用自带“水枪”灭火。然而，毕竟汗流出后、身体内储水较少，难以阻挡小火。火势随风，一见风就大。我四人胆战心惊，立刻在火与草木之间，徒手扯草，建立了一个“隔离带”。“隔离带”建好后，又掰下树枝，疯狂打火。在四人的合力“围攻”下，火最终被灭了。

我四人内心忐忑地下山，一路担心着山顶的火是否会复燃。回到家，我还是后怕。放火烧山，这是要坐牢的。何况，这还是附近最大的一座山，是封山育林区。刚入夜，我还是不放心，一个人跑到可以看见那座山的地方，久久地注视，担忧小火复燃。幸好，远观下，并未见明火。

往后几天，我都会打听有没有村里的干部知道这件事。自读高中后，我在老家的“过年”是乏味的，没有麻将，没有儿时的玩伴，没有鞭炮，只有春节联欢晚会，反复地看。唯一能留下一点印象的就是这次“水枪”灭火，毕竟是“身”有感触、心有感悟。作为男人，无论走多远，内心都住着一个“少年”。